从《指环王》透视中西文化差异

前言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故事中国读者和观众都已经非常熟悉，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作者吴承恩（1510?——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江苏淮安）人），出身没落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整部小说影射的社会现实是和他经历无不相关的。  

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的《西游记》却是一部神话小说，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艺术丰碑。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号称我国四大文学经典之一的《西游记》，毋庸置疑地属于奇幻文学一类（我们一般称为“神话”）。《指环王》作者托尔金比吴承恩早了300多年的托尔金同样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英国语言文学方面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这位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具有语言文学方面的惊人天赋，尽管没什么学术上的成就，但才华横溢，《指环王》让他以奇幻小说大师的身份留名青史。《指环王》被译成40多种文字，各版本发行量逾16 000万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后拍成电影在第7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指环王3：王者归来》以十一项大奖独霸影林，并缔造了奥斯卡历史。其影响力与《西游记》不逊多让。  

《指环王》的核心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安于平静生活的霍比特人在发现一枚戒指的邪恶本性之后为了自己家园和世界的安宁他的同伴们一路上与敌人和自己的内心搏斗，经历千辛万苦而终于达到目将戒指销毁的故事.作者J.R.R.托尔金（1892.1.3～1973.9.2）出生于南非的布洛丰坦，在1915年23岁时从牛津大学毕业。托尔金后来在牛津大学任教，1915年毕业参军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患了"战壕热"而在医院里待到了大战结束。正是这段在医院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生涯，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语言学家以研究盎格鲁·萨克逊（英国古名）语系著称，这使得他广泛接触英国以及北欧各地流传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并创造了15种语言。这些经历和对语言和神话传说的爱好无疑对他后来写作《指环王》有着很大的影响。  

托尔金的中土神话世界是以基督教信仰和北欧神话为筋骨，然后通过英国古典文学以及语言学为血肉架构起来。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包括各种种族、文化的中土世界，这个中土世界中有各种各样风俗迥异的种族和奇怪的生物比如人类族和精灵，还有矮人，还有霍比特人以及树人，巫师，戒灵等，它刻画出了鲜明的人物性格，如矮人族的果敢、精灵族的沉静、人类的机智、恶魔的凶残，而所有这些特质都是人性的引申。。托尔金更是创造出了诸如韵律优美的精灵语等语言，《魔戒》这部小说当中不仅仅充斥厚重的史诗感，其中词藻优美，欢快上口的歌谣也是中土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突破了当时文风的限制，大胆创新，极尽玄奇之能事，富于想像力，开创魔幻小说之先河，托尔金也成为魔幻小说的鼻祖。

细看这两部小说，就不难发现它们竟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描述一个团队为完成一桩神圣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的故事；沿途都有各种磨难和妖怪挑战；都有一位弱得不像话的核心人物，却有力量很强的伙伴帮助等等。两者在知名度方面完全称得上是实力相当，既然能成为家喻户晓的通俗奇幻小说，《西游记》和《指环王》显然都与东西方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暗相吻合，在两个故事中表现出的中西方文化一些明显的差异，这是值得研究的。  




神话与奇幻  

中国式的《西游记》来自正统文学的史传和民间的说唱文学，更加上出现这类小说的明代中后叶文学的普遍世俗化倾向，于是这种渊源和社会背景奠定了中国的神魔小说在奇异想象的同时摆脱不了历史现实和世俗人情。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影响使得当时出现的通俗文学作品中都极力发掘世俗化、趣味化的因素，特别强调作品的娱乐性，如孙悟空人物形象就是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相较于西方，中国的传统文学缺乏《魔戒》类的奇幻史诗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一类的神话小说多脱胎于历史传说，故事中虽有许多非现实的描写，但一般也取材于既定的宗教、神话系统。中国文化不赞成对现实、历史以外的关注，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于是类似《西游记》之类的文学作品便受到文化的轻视，而同样处理非现实因素的西方奇幻文学作品也被以相同的原因受到排斥。中国的神话小说少有神话式的体系架构和由此而来的“宏大叙事”。《西游记》除了对取经四众的歌颂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人情描写，乃至于书中的神仙菩萨也带上了鲜明的世俗气息，更有很多明显的和暗藏的讽刺将世态人情带入了一个神怪丛生的世界，使它更为贴近现实世界。  


关于奇幻小说的源流，《托尔金传》中做出了如下的叙述：公元二世纪，希腊人、萨莫萨塔的卢奇安大概算是奇幻文学的开山之人。他的《卢奇安的讽刺杂咏》有可能是现存的奇幻文学最早的作品，并成为许多后来者们的范本。奇幻小说的特征是从中可以了解到在一个脱离现实的架空世界，而且这种架空世界往往还是作者自己建构而非取材于某个既定的神话宗教体系，展开奇异的故事。  

而西方的《魔戒》则是来自神话和英雄史诗（托尔金本人是古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和史诗《贝奥武甫》的专家），特别是英雄史诗和浪漫主义兴起以来被普遍理想化的中世纪传奇的混合影响，这种源流更使得西方奇幻小说更注重一种崇高、庄严和理想化人格，而且要将叙述环境转变为一个读者并不熟悉的环境中去，很多描写着力突出的是一种绝望感和悲壮感，构成一种史诗般的宏伟，这个故事完全凌驾于世俗之上。  



经文和圣物  

如果要展开故事情节，就一定要有故事的目的性，《西游记》和《魔戒》简单的说一个是追求的经文，一个是毁灭戒指，其实都是展开故事的一条重要线索。经文和戒指可以广意的理解为秘籍和圣物，都是权力、财富等象征，掌握了秘籍和圣物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整个故事的目的。对秘籍和圣物怀有的不同目的，区分了正、邪两大阵营，圣杯因此成为故事冲突和戏剧性的焦点，推动故事展开。最终找到之时也往往是它的毁灭之日，即是没有毁灭，也会遭到破坏，而只有支离破碎的碎片流传下来，如《西游记》中最后经文被一阵大风吹散。秘籍和圣物在现实中具有一些比较深刻的隐喻，而中国的秘籍和西方的圣物在形式上的不同也表现了一些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的传统中少有足以和西方的某些圣物拥有强大延续性的宝物，而是以经文秘籍等知识形态延续，《西游记》自然是这个最为人所知的表现形式，其实，取经母题的产生要远远早于《西游记》，汉代纬书中津津乐道的河出图、洛出书也许算得上这个母题的最初源头，黄帝、尧、舜、禹乃至孔子就是从这些上天赐予的秘籍中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洪范大略的。在魏晋志怪小说中，甚至已经出现了大禹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而在一个神秘的洞府中获得治水秘籍的故事，取经模式已经略举雏形，而佛教东来和译经事业的兴起，尤其是高僧大德西天取经的事迹，则更为取经故事的生长诸如了活力。至于经文在当代的变体则可以以武侠小说中黑白两道寻觅和争夺武林秘籍之类的故事为代表，其武器功能也无法于武功相比，或者宝物的本质仍然是秘籍，如《依天屠龙记》中的依天剑和屠龙刀除了坚硬锋利本身没有更多价值，其真正价值在于其中的武功和兵法秘籍。中国拥有漫长宏伟的历史，很多古物在历史长河中是难以完整保存下来，而融入文献经典中，以知识的形式流传下来。

相对于中国文学西方故事中更多的是一些圣物，比如曾经盛放基督的血液圣杯就一种长期流传下来圣物。《魔戒》中最重要的圣物，就是那统御一切的“至尊魔戒”了。“一枚戒指禁锢众戒，昏暗无光。”魔戒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整个中洲世界的荣辱兴衰都系之于它。其源于北欧神话，多次出现了“魔戒”这个概念。其中，威力最大的，是主神奥丁的魔戒“the Draupnir”（英文意思是Ring of Power）。奥丁无尽的法力，很大程度来源于这枚魔戒。而且《魔戒》至尊魔戒是魔王索隆向埃里吉翁的精灵学习了很多工艺后偷偷回到“火焰山”打造的（其他的几枚魔戒就是出于精灵之手），索隆作为魔王却要和精灵合作打造魔戒，这个因为北欧神话中，神虽然地位崇高，但并不擅长铸造，因此多数神的宝物，反而是低级的矮人或精灵制作的。奥丁的魔戒，托尔的魔锤都是两个矮人兄弟Brokk and Eiti的作品。显而易见，西方魔幻作品里的神或者魔王也不像中国神话里的神仙本身具有无上的法力，更多的会凭借一些外在物品获得力量。  


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更关注于知识性或者理论性的东西，注重于自身价值的培养和知识的延续，而西方文化更关注实用性和物质性，注重于所利用的工具、人力或者其他资源的价值以及物质的积累，“白种人搞管理”，“黄种人搞技术”正是这一点的体现。经文和圣物的差异和中西历史、资源、政治、经济等是上是密切相关，同时两种文化又对中西方的国家民族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经文或者秘籍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但其在当代的撒播和影响远远比不上西方的圣杯故事，对于作家文学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这当然与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丧失有关，但也与中国作家对本土叙事传统的冷淡有关,这是值得深省的一点。  







阶层与英雄  

  
《西游记》虽然讲的是神仙妖魔世界，书中多数出场人物是幻化的神仙妖魔，分为不同的阶层，暗指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故事。  

天庭行政事务管理由玉帝负责，用如来的话讲："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玉帝的本事就在于政治时间足够长，政治方法或者说伎俩过硬，逐渐成为一个各方各派都可以接受的领袖。而天庭政治结构貌似二元对等，除行政结构另有一个平行的宗教事务管理层，但整部书里只有一个总领导者，就是如来，他凌驾于其他任何权利之上，对各路神仙妖怪世人命运进行操控，旁边有一个助手观音以帮助处理下层事务。金蝉子是如来的第二门徒，理所当然的成为如来的接班人，于是如来只消稍做手段，假借不肖之名贬其下凡，修行十世后，在观音与众神帮助下完成一个从准接班人到真佛的过程。  

唐僧是中间阶层代表任务，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要在政途上顺利发展，必须有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比如政绩，关系网，班底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足矣。根据书中描写，唐僧仅仅是完成了取经任务而并没有普渡众生，取经经文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唐僧建立功绩，以服众生。 取经的一路上，所有的重量级政治人物都出面了，四圣试禅心，黎山老母、南海菩、普贤、文殊等，佛祖用意非常明显，让其接班人与各路神仙打开人脉，为以后在仙界发展做下良好准备。而取经过程中佛祖唐僧的嫡系班底就是三个徒弟而且全部处于是政治链低端，，三个徒弟代表的是广大中下级神仙妖怪，作出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姿态，就给了广大没有背景的人物提供一个虚无的希望。  

《西游记》里处在最底层的莫过于各种妖怪，唐僧的三个徒弟也都属于这个范畴。且看天蓬元帅醉酒戏嫦娥被打了二千锤再贬下凡尘，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玻璃盏，被打八百，贬下界来。而奎木狼与披香殿玉女私通，处罚又何之轻，书中如此情节甚多，每每神仙跨下坐骑，从来高举轻打。于是孙悟空便成为了敢于对权威传统挑战的典型形象。处于政治生态链低端，解决生存等问题之后，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他需要自我成就，但他这种仙，只配叫"妖仙"，天庭是不承认的，他的自我成就感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如此妖怪，《西游记》中比比皆是，，他们都面临着孙猴子一样的自我实现困境。天庭既然拒不提拔这种草根阶层人才，妖仙们想自我实现，就只能造反，或者招安，没有第三路可走，这跟《水浒》中好汉的下场同出一辙。

故事中的神人妖被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的阶层，如此的阶级制度极大的抹灭了人性，尤其是处于社会最低层人民的人性，少数能与其抗争的人物也多是处于底层的妖怪，但结局往往被严酷的阶级制度所镇压。可以说，整部书中，毫无英雄主义可言，唯一勇于对命运和传统大胆抗争的草根阶级---孙悟空，也是因为其行为的自发而非自觉性以及最后还是归顺于传统，其英雄形象成为悲剧结局。  

　  

《魔戒》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小说，《魔戒》的历史几乎就是英雄的历史。不同于中国神话里的神仙，西方魔幻文学中的英雄更加平实普通贴近生活中平常人的霍比特人之类的角色，这是托尔金充满感情地从自己幼年生活的伯明翰附近乡村的人们中描画出来的，他曾经在信中写道：“霞尔（即霍比特人生活的地区）就是基于英格兰乡村，而不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这些反传统英雄观的顽强不屈的小人物最终实现了一种感人的力量，打动了接受者。特别是山姆这个助手形象，与孙悟空神通广大的形象正好相反，仅仅是一个害羞的朴实矮个子，却一路默默的支持佛罗多走完旅程，作为一种忠诚和毅力的典范，山姆的形象有时候却会成为倾慕式认同的对象，小人物在经历磨难使显现出的最高贵的品德更加拉近了于普通读者的距离，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以其意志和品质而非法书或者其他神仙的帮助。  

《魔戒》故事中没有如来那样绝对权威的神出现，最高的神是创世神伊鲁瓦特创造了整个世界，他手下有15位神祇和众多使徒，共同维持着世界的运转，后来我们会发现，一些使徒在故事中的分量，要远远高过神祇，比如说故事反面一号角色魔头索伦。而世界各个种族以平等地位出现，无非是强弱不同而已，这与中国古典神话中总有一些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同，西方的英雄是在没有绝对强大力量帮助下而进行斗争的。Tom Shippey非常精辟的指出了这种北欧式英雄美德：“英雄与怪物战斗是出于他们的职责，而并非因为他们知道怪物必将失败，而神灵必将胜利。” 英雄所作所为的动机，不是在追求某种目的，而是自发的责任感、荣誉感，并由此产生巨大勇气。为以弱者身份出现的佛罗多敢于面对强大的恶魔，奥塞顿敢于孤军向10万敌兵冲锋，都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是英雄们完成使命的方式，对于英雄而言，除了战斗没有第二种选择。此时的英勇行为，更重要的在于表达一种态度，一种信念，它与英雄的强弱和最终胜负无关。古代的日耳曼人崇尚勇士，把战死沙场当作无上的光荣，只有这样，才能在瓦尔基里氏仙女的引领下步入奥丁的英灵殿；而碌碌无为的老死在床上被认为是奇耻大辱。  

西方魔幻文学中英雄往往是弱势出现与强势，更不会有绝对强大势力的对于整个故事进行安排，而完全是凭借自身力量与强势对抗，如此的斗争方式使故事更有感染力，英雄的形象饱满也更加平易近人。  

  

宿命与反叛  


《西游记》其实就是一个回归命运的历程，唐僧前世是个特立独行不敬三宝的西方不肖弟子，其徒弟们个个都是原来天宫的官员，就连坐骑白龙马也是龙种，都因过错被贬为凡人或者妖怪，而取经过程就是一个从反叛到回归的过程。《西游记》的故事发展完全是一种宿命模式，纵使旅途上有九九八十一难，与妖魔斗争中跌宕起伏，但整体情节却平铺直叙般的进行，一切故事按照佛祖旨意进行，释迦牟尼是佛教唯一主神，其力量是其他任何神无法抗衡的，佛祖在小说中便是命运的代言人。这就决定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宿命论的氛围下，师徒几人修成正果正是一种向传统和人生回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行者就是以佛祖为代言的命运。  

旅途的起始和结都是有佛祖安排好的，虽然路途艰险，却全然没有《魔戒》旅行团那般壮美，与佛罗多等人的与命运抗争的旅程不同，唐僧与其徒弟的旅程仅仅是一种结果已定过程而已，如此的路途也仅仅是一种生活而已。《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如此背景下，小说最能够表现反叛意识的任务自然是第一主角孙悟空，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如此一个反叛的人物却最终回归于命运。早在大闹天宫时老君存只消小做手脚，移动巽宫的位置，风移火生，悟空就必然化成焦碳,而佛祖的力量更是可以随时将这只“泼猴”永世不得超生，为什么要留如此一个仅仅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妖孽去护送唐僧取经呢？而且还要拜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为师傅呢？

唐僧是经历十世修行转世唐朝接近前年，而孙悟空从出世到大闹天宫被压在五指山下再到后来的被唐僧解救前后正好各五百年，其实小说中最主要的两位主角唐僧和孙悟空本身就是一体，代表着两种极端的人性，唐僧代表一种传统，悟空代表反叛。表面上看似是悟空护送唐僧取经，实际是唐僧带领悟空回归传统和命运的旅程。取经开始悟空仅仅是以报恩之心对待唐僧，对于唐僧是不屑的，仍然存在着特有的无赖个性，甚至需要紧箍咒的约束。直至后来三打白骨经时一再被冤枉也对唐僧不离不弃，经历了一个情感回归的过程。取经十四载，忽然一天，悟空突然了解了师傅，可以说这是悟空向传统回归的重要一步。在小说最后灵山大典时，悟空跟唐僧并肩站在一起，悟空对唐僧说：“师父，现在我已成佛，跟你一样了……”，这时悟空修成传统意义上的正果，得以传统意义上的回归，《但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也许是一种对于命运抗争后无奈的顺从。  


《魔戒》的过程和结局却采用一种与既定命运向驳的流浪的方式。《魔戒》中托尔金以自己的家乡英格兰传统村庄的特色勾勒出一个居住着喜欢享受生活，与世界无争的霍比特人的人村庄---夏尔。在如此世外桃源般生活的人们，午后享用一杯咖啡，比一次外出旅行要惬意得多。然而，为了保卫家乡和整个世界，“魔戒携带者”却注定了要远离安宁的生活，要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走上漫漫流浪历程，过一种与族人本性完全相反的生活。在经历艰险磨难成功的拯救世界后，佛罗多回到家乡，却没能像《西游记》里主角一样拥有好的归宿，魔戒的阴影折磨着他，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无法继续享受故乡安宁的日子，只能不无遗憾的登上精灵的帆船和中土永别，远离自己深爱的家乡和朋友，踏上另一次流浪的旅程。同样外表高贵祥和的精灵族的历史充满了苦难，他们一次次迁移，并由此承受一次次痛苦，在魔戒战争胜利后，高种精灵作为胜利者，也没有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是黯然登船，永远离开了他们热爱的中土大地。人类统治中土的时代到来，看上去最有资格在中土世界安居乐业的精灵却必须离开中土，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迁徙。  
  
魔戒护送者和精灵种族的“流浪”其实体现了同样的精神特质：首先，他们都表现出对“生存空间”的追求。这里的生存空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邪恶的包围之中，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原则、信仰、生活方式寻找栖息的家园。换言之，他们都是在找寻一种自由。其次，为了实现梦想，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主动放弃了一些自己珍爱的事物，表现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性格，换言之，他们体现了一种自我牺牲。由于具备了上述美德，不论他们的结局是凄凉或圆满，他们都是胜利者。虽然多数读者可以猜到最后主角门胜利了，但与《西游记》里宿命般的背景相反，“魔戒探险队”在踏上旅程的那一刻就是弱小的，少有人帮助的，而面对的是强大的兽族大军和戒灵的一种“就死一生”的旅程，如此不能不说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反叛精神，一种弱小力量与强大势力抗争的反叛精神，同时也更容易获得读者们的认同感。  


总结  

从以上简短的分析和例举中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诸多不同，整体上西方文化更偏向于简洁、精干、注重实用主义和物质财富积累但显得比较浅显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文化更加博大、深邃、注重于精神的丰富和文化的继承但比较冗长效率较低。比如西方人对于圣物的偏爱以及中国人对于秘籍的向往可以看出两中文化对于物质以及文化的不同渴求。这样的差异是和中西方历史进程分不开的，不能简单的判断两种文化的正误，要以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深刻剖析。  

西方的历史进程远远晚于中国，没有深刻的历史文化积累，但同时也没有长期封建主义文化的束缚，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很强使其文化朝着精炼的实用主义发展。经过工业化时期的锻造，“竞争标准”是成为西方文化最根本标准，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讲究个人利益的神圣不可侵犯，充分的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从而时西方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注重项目的形式、礼仪等过程，对于领导者往往带有行政任命的色彩，并不是团队中脱颖而出的，但非常善于寻求权力的平衡点和与各方面的协调，处事往往体现得较为中庸，虽然办事比较稳妥但往往缺乏个性和创意。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更加强调目标的重要性，一些过程都是为目标而努力，领导着要有着绝对精明和活跃的思维，以及分析团队中的相互利益关系及沟通能力，领导一个出色而精练的团队为其辅助。追求确定性、精确性、高效性是西方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同时西方文化更看重思维的活跃而不是稳妥，从而其科技、经济有着跳跃性的发展，很快的超越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时期，传统思想长期压制“自身利益”、“个性”，强调忠孝、驯顺的集体主义，是需要稳定、恒常发展的封建时代的基石，中国强调“合和”、“中庸”、“纲常”等的文化也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中国思想的人文本质已经固化在社会意识中，它的人文精神迅速地被社会结构化了，被封建制度化了，封建制度吸吮它的精华而变得无比强大，所以中国中世纪社会远远领先于当时各国，创造了中华文明中的历史辉煌。 但反过来，这种文化不仅扼杀了思想自由的本质，也扼杀个性人的自由，最终还造成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未来得及普及到个人时就被封建制度固化了，文化也被迅速政治化，所以不仅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反而形成了对自由个性的压迫的封建意识形态。经过世界各国工业化洗礼后，农业为特点的文化潜能也已发挥殆尽，但却又未经过资本主义革命的彻底改造，在许多基本方面远远不适应社会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这种文化严重制约了社会工业化的起飞。破除诸如官本位、地方保护、加强人大作用、国有企业独立化、宏扬个性、肯定个人权利、利益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在当今社会势在必行。  


中国文化需要一种自我彻底的更新，一种全新的综合基础上的超越。这种新的综合不是一个或几个学科、或者是几个领域的，而是现代大文化意义的，西方文化中缺少一种统一性的文化积淀，这却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应该说我们文化的承继的遗产远远超过西方文化。从整个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文化中强调“合和”、“兼爱”、总之强调由人的自我修养出发，达到“人的和谐”、“社会和谐”的内涵，又是我们文化中的根本“精髓”，虽然这个“精髓”由于浸透了某些封建内容，但对对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利远大于弊。我们所必须做的是打破传统思想，即一方面不僵守旧内容的“和谐”，充分激发合理竞争，另一方面，能科学地将社会和谐与充分竞争有机整合为一种“新中华文化”。那么，“中华文化”不仅一定会渡过一个艰难的时期，迅速完成工业化飞跃，而且必将最终战胜并同化“西方单纯竞争文化”，成为领导世界文化的主流文化！